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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撰作
我國古代歷來有重視記載河湖水道的傳統(tǒng),,從先秦時期成書的《山海經》《尚書》到漢代的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等典籍,,都保留了大量相關信息。東漢以后則有多部以《水經》為名的著作問世,,其中有一部三國時期成書的《水經》,,記述了全國137條主要河流的情況,。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嫌其簡略,乃以其為綱,,增廣河流水系至2596條,,撰成《水經注》四十卷,,字數也超過原文20倍以上,酈道元被后世贊譽為杰出的地理學家,。
如何撰注《水經》,?依照酈氏自序,是對諸條水系“脈其枝流之吐納,,診其沿路之所躔,,訪瀆搜渠,緝而綴之,?!督洝酚锌?謬)誤者,考以附正,。文所不載,,非《經》水常源者,不在記注之限,?!蓖ㄟ^網羅爬梳大量前人文獻、碑刻銘文,、公文書信,,甚至神話傳說和風土人情等材料,“因水以證地,,即地以存古”(清人王先謙語),。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后世已經亡佚,賴《水經注》得以部分保存,。
清人沈德潛說:“余少時讀《水經注》,,服其真能讀萬卷書,行盡天下山水路”,,《四庫提要》則說“塞外群流,,江南諸派,道元足跡,,皆所未經,。……俱不免附會乖錯,,……傳聞失實”,。譚其驤先生說:“古今有許多學者認為,全部《水經注》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詞句外,,便都是酈道元根據他自己的調查,、考察、研究所得寫下來的,這是極大的誤解”,,因為酈道元一生游歷所及,,無法涉及南朝疆土,就是北魏境內,,也是很有限的幾處,。酈道元自述“少無尋山之趣,長違問津之性”,,治學方法是“默室求深,,閉舟問遠”,“可見他決不是一個大旅行家,,更不可能是一個從事大范圍實地考察的工作者,。”產生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,,緣于酈道元提及“訪瀆搜渠”,。僅以字面意思容易理解為酈氏十分注重實地考察,譚先生提醒,,結合上下文便可明白,,“原來他是根據‘前文’即前人作品所載水道源流和兩岸經歷,一瀆一渠地緝綴下來的,?!皇歉鶕约旱挠H見親聞所記下來的那一小部分?!睂嵉乜疾煸凇端涀ⅰ返某蓵^程中是否起到關鍵作用,,已經成為定論。
盡管如此,,倘若將酈道元的“親見親聞”,,即其游歷考察所得與《水經注》成書分別討論,似乎仍有新的收獲,。按酈道元一生,,因私因公多次游歷,行蹤涉及北魏境內多地,。酈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,,《水經注》對這一帶的描述極為詳細,便可能與他童年的記憶有關,。道元少時,跟隨父親酈范長期遷居青州(治今山東青州市),,熟悉青州一帶地物,,如《水經注》卷二六記述熏冶泉水源頭一帶景色優(yōu)美,實為“嬉游之處”,,“余總角之年,,侍節(jié)東州,,至若炎夏火流,閑居倦想,,提琴命友,,嬉娛永日。桂筍尋波,,輕林委浪,,琴歌既洽,歡情亦暢,,是焉棲寄,,實可憑衿?!庇钟小?石井)水北流注井,,井際廣城東側,三面積石,,高深一匹有余,。長津激浪,瀑布而下,,澎赑之音,,驚川聒谷,漰渀之勢,,狀同洪井,,北流入陽水。余生長東齊,,極游其下,,于中闊絕,乃積綿載,?!钡涝赡觌S父到北魏都城平城(治今山西大同市)中央政府任職,數年后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,。身為京官,,有多次隨同皇帝巡行的機遇,如“余以太和十八年(494年)從高祖北巡,,屆于陰山之講武臺,。臺之東有《高祖講武碑》,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,。自臺西出,,南上山。山無樹木,惟童阜耳……”,,不僅詳細記載孝文帝巡幸陰山講武臺一事,,還將講武臺周邊的地理風貌一并保存下來。酈道元后又外任冀州鎮(zhèn)東府長史,、魯陽郡太守及東荊州刺史等職,,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?!端涀ⅰ肪矶澹骸坝辔粢蚬?,沿歷徐、沇,,路逕洙,、泗,因令尋其源流”,,卷三十二也說:“余往因公至于淮津,,舟車所屆,次于決水,,訪其民宰,,與古名全違。脈水尋經,,方知決口,。” 通過實地踏察發(fā)現與典籍記載間的抵牾,,進而做出合理辨析,。引述他人著作時,也留意該作者是否親睹該水,。仕宦途中,,他甚至還有機會再返青州故地,重游石井水,,“后因王事,,復出海岱。郭金紫惠同石井,,賦詩言意,。彌日嬉娛,尤慰羈心,,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,。”
早酈道元約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馬遷,,其游歷考察與撰著《史記》,,與酈道元有異曲同工之處,。無論是太史公自述,還是后人對《史記》的評價,,幾乎都對其游歷給予充分重視?!短饭孕颉罚骸岸嫌谓?,上會稽,探禹穴,,窺九疑,,浮于沅湘;北涉汶泗,,講業(yè)齊魯之都,,觀孔子之遺風,鄉(xiāng)射鄒嶧,;厄困鄱,、薛、彭城,,過梁,、楚以歸?!庇螝v途中,,往往帶著明確的考察任務,《樊酈滕灌列傳》:“吾適豐沛,,問其遺老,,觀故蕭、曹,、樊噲,、滕公之家,及其素,,異哉所聞,!”《魏世家》:“吾適故大梁之墟,墟中人曰:‘秦之破梁,,引河溝而灌大梁,,三月城壞,王請降,,遂滅魏,。’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,,國削弱至於亡,,余以為不然,。”游歷所獲是《史記》重要的資料來源,。早年的游歷,,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,跟隨帝王巡游以及為“成一家之言”進行的實地探訪,,司馬遷酈道元都有極為相似的考察經歷,。對于難以親往的異域藩邦,二人竟然也都要尋覓良機采訪蕃使,,力圖獲取更為直接的信息,。
同樣的游歷活動,為何后世會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的評價,?問題應該出在著作的性質上,,即《史記》是一部開創(chuàng)性的史書,《水經注》則是一部公認的地理書(酈氏卻不一定認可),。既是地理之書,,勢必會考量是否充分開展實地考察。不過,,依照當時的科技條件以及學術發(fā)展的進程來看,,這些都不容易實現,《水經注》的成書,,只能通過大量的文獻搜集整理,,查驗比勘來完成。在不具備現代交通條件的情況下,,古人的游歷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輔助動力來完成,,日常起居、后勤保障也是大問題,,考察范圍勢必受到極大限制,。即便擁有現代科技條件支持的今天,要在大半個中國這樣巨大的地域空間內進行實地考察,,其范圍與內容的完成度依然不會太高,。從學術史發(fā)展的角度來看,在明末清初反對空談,,提倡“經世致用”的思潮影響下,,方才涌現出一批如徐霞客、王士性及梁份等學者走出書齋,,轉以野外踏察為重心,,以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現代地理學雛形的地理之書。
綜上,,將酈道元的游歷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成書手段單獨討論,,是較為穩(wěn)妥合理的做法,,能分別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。清代學者王先謙研究《水經注》三十年,,生平足跡所至,,必隨身攜帶此書,不斷通過實地考察來核驗書中所記,,計劃通過繪制地圖,,參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區(qū)來為注作疏。清末民初的楊守敬,、熊會貞師徒二人歷數十年完成《水經注疏》及《水經注圖》,賡續(xù)了酈道元開創(chuàng)的學術事業(yè),。今人研究《水經注》,,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必然并重,然則酈道元在他那個時代已經做到了他應該做的,,沈德潛以“天地間不可無一,,不容有二”評價《水經注》,也是對酈道元學術生涯的肯定,。(作者:劉新光,,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)